但那个时候的中国和日本民间往来

我记忆里的中日关系

□顾土

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。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:建交就建交,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怪说法?后来读到《中日联合声明草案》手稿时终于明白,原来其中有“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,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宣告结束”一条,结束战争状态就意味着正常化,而战争状态竟然直至1972年才算结束。在《中日联合声明》的正式文本里,这一条改为:声明公布之日起,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。

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了,在此之前,中日关系是个什么样子呢?

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:中日民间往来大热】

那时尽管我年纪不大,但已经上学,《人民日报》是我天天阅读的报纸。另外我还常看《参考消息》,日本政府依照当时的说法,还是与美帝国主义一伙儿的,算是帮凶一类。但那时的中日民间往来,感觉比现在热烈得多,甚至胜似那些已经建交的国家。越南是“同志加兄弟”,朝鲜是“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”,可民间往来非常少。而没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,例如美国,几乎也没有什么民间代表团来过,以后终于来了个乒乓球代表团,但已是开启建交的伏笔了。

不断来访的日本各类民间代表团,每次都会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,接见的场面也颇为热烈。有些日本人,那时称作友好人士,宇都宫德马、宫崎世民、中岛健藏、浅沼岛次郎、佐佐木更三、黑田寿男等,包括历史学家井上清、文学家井上靖,由于来的次数,或报纸上提的次数特别多,以致深深印刻在脑海里,至今不忘。

“文革”开始时,中国的对外交往几乎中断,日本民间团体来华却一如既往,非但没有停止,反而更热情。来的那些人似乎都非常热爱社会主义中国,敬仰毛主席和周总理,包括对“文革”也积极支持。“文革”还波及了日本本土,掀起了左翼学生运动,一聚就是上万位赤军成员被捕后一直以背诵毛主席语录度日,出狱后一见中国变了,只得自尽了事。

【毛主席、周总理的指示人人信服】

那个年代,距离日本侵华战争并不远,30多岁的人大多经历了八年抗战,饱受战争之苦的人还活着,我四周的长辈几乎都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生活过,家在东北的人也曾在伪满洲国治下度日,有人参加过抗联,来自延安、晋察冀边区的也不少。但在我的记忆里,我从没听过有人说:日本人最坏了!我最恨日本人了。新中国成立以来,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一再告诫,要把日本广大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,广大日本人民没有战争责任,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,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,还要“把政府决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员区别开来”。这些都是铁打的理论、最高指示,人人信服。

在我上小学和初中时,对抗日的记忆主要来自电影《小兵张嘎》、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、《平原游击队》、《敌后武工队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、《苦菜花》,“样板戏”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当然也不例外。日本侵略军的形象,在那时的脑海里就是猪头小队长、松井中队长、鸠山,仁丹胡是特征。虽然都是丑态,但他们吐出的语言生动:“你地,土八路的干活!”“苦海无边,回头是岸!”而汉奸的形象更让观众过目不忘,《小兵张嘎》的胖翻译、《地道战》的高司令,演得活灵活现。小孩子玩打仗时还喜欢饰演鬼子司令,因为银幕形象有个性。我们对抗日战争的社会记忆,是八路军、新四军英勇抗日,国民党政府不抗日、只反共,天天忙于搞摩擦,抗战胜利后就下峨眉山摘桃子。

百团大战,按当时的说法是过早暴露了我军实力,等到彭德怀成了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后,就根本不提了;平型关大捷,到“九一三”事件后,连说也不让说了。南京大屠杀,这一20世纪的暴行,惨绝人寰,40年代和50年代还时常出现在舆论和老百姓的话语里,因为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已成定案,无可质疑。但在60年代,尤其进入“文革”,无论在我们有限的读物中,还是在社会话语里,都没有南京大屠杀的位置,更没听说过慰安妇,只对731部队和日本细菌武器比较清楚。直到1976年笔者插队时,才在一本60年代初内部发行的《辞海》中看到“南京大屠杀”这一条目。1978年以后,我在大学读内部发行的《中国现代史》才看到详细一些的记述,但也不过200多字。后来,我专门为此查过《人民日报》,发现60年代后的20多年,竟没有一篇文章提及南京大屠杀。对抗日战争有如此记忆,其实并不奇怪,因为当时大家的矛头对外是美帝、苏修,各国反动派其次,对内仇恨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和“地富反坏右”等,回忆的苦难都是万恶的旧社会。日本侵华战争不在主要视线之内,抗日战争只是四大历史阶段(另外三个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)之一,在历史教育里的感觉还不如那几次残酷、规模大呢。汉奸在多如牛毛的各类罪名中也不占太重的分量,还不如叛徒、特务严重呢。因为那时的政治斗争属于阶级斗争,不是民族斗争,一切服从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。在这一框架内,中国还不忘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,坚决支持日本人民收回冲绳岛的斗争,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“日美安保条约”的斗争。

其实,美军占领冲绳是二战反法西斯胜利的结果。冲绳就是琉球王国的所在地,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国,1947年4月,联合国通过《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》,把琉球群岛和钓鱼台群岛交给美国托管。随后,美国把琉球群岛的“施政权”转给日本,但美军仍然驻守冲绳,并建立军事基地。为此,日本曾不断发生大规模反美游行,要求美军撤出冲绳。1971年6月17日,日美两国在签订《归还冲绳协定》时,美国将钓鱼岛等岛屿也划入“归还区域”,交给日本。可那时全国还处于“文革”的热潮中,老百姓没有心思也不被要求关心这类事情。时隔半年,才在《人民日报》看见了我国外交部的声明。但当时全国的目光都聚焦在林彪事件上,“批林”正如火如荼地展开,对此根本没留下什么记忆。

1972年,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,当时在日本被舆论称为“越顶外交”,就是越过了美国。毛主席会见田中角荣时,一部《楚辞集注》是礼物,这引起了我四周的那些知识分子长辈的猜测。邻居曾宪楷是曾国藩的后人,一肚子学问,她特意翻出这部书反复琢磨其中有无深意存焉。以后在《参考消息》上又读到日本各界人士同样在费心揣摩毛主席的用意。读过这些文字,我的感受是,日本人的汉学水平果然高,毛主席的书没白送。为了恢复邦交正常化,周总理可谓费尽心思,思虑极其周全。他认为,在此之前,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就已放弃赔款要求了,共产党的度量应该比蒋介石更大;在赔偿问题上,应该采取宽容态度,这有利于把日本拉向我们一边;如果要求日本就战争进行赔偿,负担最终必然落到日本人民头上,迫使他们处于困苦之中,这同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是不相符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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